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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人物

雷沛鴻

點擊:    作者:致桂宣    編輯:致桂宣    錄入日期:2016-07-12 08:51:52

雷沛鴻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過黃花崗起義,希望通過武力革命的方式拯救貧窮的國家。辛亥革命后,雷沛鴻看到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竊取,老百姓依然過著貧窮的生活,他感到非常失望和彷徨。和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希望通過向西方學習的想法一樣,他也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民主來達到國家的強盛。正巧1913年廣西省政府有一批出國留學名額,雷沛鴻參加了考試,并取得公費去英國留學的資格。

在英國留學一年后,由于廣西政府領導更換,中斷了海外留學生的留學費用,大部分留學生都不得不回國,只有雷沛鴻在內的兩人繼續留在海外。在同盟會好友吳稚輝的幫助下,雷沛鴻輾轉到達美國,開始在同盟會的會刊做編輯,晚上到哥倫比亞大學當旁聽生。

后來,廣西省當局得知雷沛鴻在美國繼續求學,就又給他半個公費生的留學費用。這種情況下,雷沛鴻開始到歐柏林大學就讀,他專攻政治學,副修教育學。歐柏林大學是美國第一所開始實行男女同校的大學, 也是第一所開始允許黑人入學的大學,他們對中國學生也一視同仁。這種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的民主風氣讓雷沛鴻聯想到孔子的“有教無類”,可是在中國的很多地區,受教育卻是少數人的特權,讓所有孩子都有學上的普及教育的夢想開始在雷沛鴻心中萌芽。

在歐柏林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組織了留美工讀會,雷沛鴻加入了留美工讀會。在留學期間,他曾到餐廳洗過餐具,到葡萄園摘過葡萄。在葡萄園里勞動,雷沛鴻看到由于美國的農民受過基本教育,因為生產技能而提高葡萄產量,這讓他想起家鄉貧瘠大山里的父老鄉親們,沒有受過任何文化的他們只能蠻干苦干,憑天氣吃飯。這深深觸動了雷沛鴻,如果老百姓都有了生產文化,提高生產效率和產量,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是就會得到提高嗎?兩年后,雷沛鴻在美國留學生工讀會刊《工讀雜志》上發表《工讀主義與教育普及》一文。他認為:“社會之對于小己,國家之對于人民,普及教育,無可辭之義,亦無旁貸之責也”。他意識到只有教育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而政府在普及教育中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雷沛鴻獲得歐柏林的文學士學位后,入讀哈佛大學,他開始專攻教育。他認真研究了中外教育發展史,尤其悉心研究丹麥教育家格龍維及英國工人教育協會所倡導的成人教育運動,同也極為關注于人人都享受受教育權利的國家的基礎教育。20世紀最初的20年是美國普及教育取得最大成就的年代,雷沛鴻在美留學期間,感同身受,他“深感今后革命建國,必須多方用力,而教育為建國大爺之根本要圖。甚欲在教育方面,為此一代、后一代、后數代國民身心之發展而盡其綿力。”

雷沛鴻在美國期間,長期租住一個美國女人露絲的房子,露絲的丈夫在一戰中陣亡,她獨自一人撫養兒子奎爾頓。在長期相處過程中,露絲發現雷沛鴻勤奮好學,而且經常幫助露絲,兩個人互生愛慕,于1920年共結連理。1921年雷沛鴻取得哈佛大學的文學碩士時,露絲已經懷孕臨近分娩,可是雷沛鴻心念家鄉父老,歸心似箭。露絲深明大義,兩人依依惜別,雷沛鴻先行一個人回到了離別近十年的故土。一年以后,露絲帶著奎爾頓和剛滿周歲的女兒華琇來到中國與丈夫團聚。

盡管滿腔熱情的報國心愿,雷沛鴻的教育救國理想的實現卻是一波三折,困難重重。首先,當時國難當頭,政局動蕩,他曾經先后五次執掌廣西教育行政, 但是直到他第三次上任,才可以真正按照自己的思路發起國民基礎教育運動。

1921年,雷沛鴻初掌廣西教育行政時,就提出整頓中小學教育。但是由于省府政權更換,幾個月后雷沛鴻不得不離職,轉而輾轉于廣州、上海、無錫等地任教。1927年, 雷沛鴻再次執掌廣西教育行政不久,他的胞弟雷沛濤、侄子雷天壯等人因為是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槍殺于南寧,雷沛鴻肝膽俱裂;他痛恨國民黨倒行逆施,憤而辭職,并借此機會遠赴丹麥等歐洲國家考察。

這次考察,雷沛鴻收獲很大。他在丹麥參觀了回過后,雷沛鴻到江蘇省立教育學院任教,他按照在丹麥的做法和經驗在無錫設立民眾圖書館等進行民眾實驗。很多成年人想來看書, 但是讀過書的人根本就不識字。雷沛鴻就組織他們進行掃盲。雷沛鴻意識到光是進行成人教育遠遠不夠,很多適齡兒童如果沒有機會上學,到了成年后再受教育不如從基礎抓起。于是, 他想到如果能將兒童教育和成年教育相結合,那么教育的普及率和普及速度都會大大提高,整個國民素質也就會快速提高。可是,這個國民基礎教育思想沒有政府的行政力量怎么能實現呢?

就在這種萬事具備,只欠東風的情況下,1933年的一天,新桂系的首領李宗仁親臨上海金神父路雷氏寓所,邀請雷沛鴻再次出任廣西省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并允諾他按照自己的設想辦教育。盡管當時他的美國太太和兒女也都在上海陪他,但是深喑政治的雷沛鴻知道李宗仁等新桂系首領都比較開明,他知道他們想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相抗衡,希望利用他的教育知識和經驗來提高廣西省的國民素質;而自己一直希望廣西的老百姓能通過受教育來提高生產技能和改善生活,而且此時雷沛鴻腦海中關于兒童教育與成人教育相結合的國民基礎教育運動思想已經基本成型。因此,雙方殊路同歸,一拍即合。雷沛鴻離別上海的妻子和兒女,再次回到廣西,重新執掌廣西省教育行政。

1933年9月,雷沛鴻在省政府禮堂宣誓就職時表示:今后要“以全副精神注重于‘教育的大眾化’”。“在一方面,對于兒童教育,不但求數量的擴大,而且盡力求質地的改進;在別的方面,對于成人教育,不但要盡心地去推廣,而且要盡心求其適合政治和經濟的需要”。從此, 把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發展成為一種人人都參予的運動。

就職當天,雷沛鴻就根據自己歸國后在各地教學及小范圍內進行的民眾教育實驗的經驗,結合當時廣西省貧窮落后的現實,著手擬定《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五年計劃大綱》。曾經專攻政治的雷沛鴻,深悉法律效應。他十分重視立法工作, 總是盡力使自己的設想變成國家意志,使重要的教育文件變成政府的法案。

他向省政府建議發動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并在廣西省政府委員召開的常委會上,提交《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五年計劃》、《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開辦計劃》、《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試辦區規程》等3個法案。那時候,廣西省設有獨立的立法機關,由省府委員會行使立法權。經過省府委員們的討論商榷,雷沛鴻所提交的3個法案均修正通過,成為“廣西教育的根本法。” 為了確保法案能從上到下得到很好的執行,在全省任命了16個教育督導,到各地巡視,如果哪個縣或村執行不力,督導有權先斬后奏,就地罷免縣長。

雖然有了法案為普及國民基礎教育保駕護航,但是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實施起來依然困難重重。 首先面臨的就是經費的困難。雷沛鴻通過說服家族長輩, 把祭祀祖先用的雷氏六冬祠捐出,經過修葺后做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雷沛鴻親自兼任研究院院長,主持研究院的各項工作。雷沛鴻先以自己的村津頭村為中心,劃定周圍四十里為實驗中心區,計有20個編村,2 個市街,人口約10.47 萬人。在試驗中心區直接開辦了12所國民基礎學校、5所分校,進行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材、教具、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的實驗,并同時進行植樹、造林、農村合作事業的實驗研究。第一所國民基礎學校就設在津頭村。由于缺乏資金,雷沛鴻將自己家的祖屋改建成學校,看到教育廳廳長親自捐出房產,很多村民也都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起自力更生,建造校舍;除了新建的校舍,他們也利用廢舊的寺廟、民居來做教室。當時的國民基礎學校很會利用教室。  白天小學生們來上課, 晚上成人掃盲班在教室學習。學生們不但來學習文化知識,還學習生產勞動和愛國知識,他們學習在南湖里養魚,在青秀山上種樹,還學習用竹子片編孫中山像。

建立國民基礎研究院,雷沛鴻極為重視吸收各地的教育英才匯集南寧。研究院先后創辦了《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日刊》、《國民基礎教育從訊》半月刊、《廣西兒童》周刊等做為宣傳、研究、探討的陣地。陶行知與雷沛鴻常有書信往來,探討教育的信件都刊登在《廣西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日刊》上。研究人員根據試驗中心區的國民基礎學校進行研究,做了大量的統計、調查工作,雷沛鴻深感日寇壓境的情況下,必須加緊動員民眾,原先制定的試辦區規程不切合實際需要,不宜再有試辦區、推廣區之分。而且根據統計的數字,五年計劃期成太短,于是將五年計劃改為六年計劃,將試辦區改為指導區。1934年, 《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六年計劃大綱》、《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指導區規程》經省政府委員會議修正通過,頒布實施。這個《六年計劃》是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的依據,它對教育的主旨、方法、工作、師資、經費、進行程序的期成都有詳細的規定。 雷沛鴻深受美國義務教育的影響,但是他并沒有照搬美國, 他根據廣西的經濟狀況,提出四二學制。他依照美國籌集教育經費的方式,通過在征收糧食稅基礎上加收2%做教育經費。在苗、壯等少數民族居住地,雷沛鴻制定了《廣西特種教育實施方案》。家住在邊遠山區的蒙蔭昭,如果向上學要走三天才能走出四周都是巖石的大山,村里有了免費的國民基礎學校后,他和村里的祖祖輩輩不識字的村民們都興高采烈去學習,解放后成為廣西省教育廳廳長。

當時廣西省的民團編練已經由兩年多的歷史,民眾有了相當的組織。很多老百姓苦于不識字,連買賣的契約都要找人代寫,吃了不少苦頭。因此當村村都有國民基礎學校后,很多人家都把孩子送到學校學習, 家長也白天務農,晚上也上夜校參加掃盲班。以前萬崗被稱作一座鬼門關,歷來縣長都不敢出城,因為要是民眾不滿意的縣長,就會被活埋在那里。可是自從那里的鄉村普遍設立國民基礎教育學校后,人們常常看到滿山滿谷的火把,在晚間出現,那是男女老幼打著火把來求學,有的婦女背上還背著襁褓中的孩子。遠在廣東省貧困山區的楊應彬得知在廣西可以免費上學,他帶上干糧步行三天三夜來到南寧,參加學習。解放后成為廣東省政協副主席。

由于國民基礎教育運動搞得轟轟烈烈,胡適、梁漱溟、美國傳教士艾迪博士、洛克菲勒的代表耿士楷等曾先后到廣西考察或參觀。胡適最初是帶著疑問到廣西省的天俄縣國民基礎學校考察的,回到北京后,他在文章中寫道:看到那些光著腳、衣衫襤褸的農民拖兒帶女地在煤油燈下如饑似渴地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贊嘆廣西省的國民基礎教育運動搞得成功。

1936年元旦,由雷沛鴻主持制定的《廣西各縣實施強迫教育辦法》得以頒布。它伴隨著廣西普及教育令而問世,標志著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由研究實驗階段進入全面推廣階段。該《辦法》規定:各縣未設基礎學校的村街,統限于1936年7月前一律普遍設立學校。學校成立后,所有應就學的男女兒童、成人,即開始強迫入學。該《辦法》還對應入學兒童及成人強迫入學的程序和無故曠課、無故退學等的處罰做了詳細規定。

有的老人還依然記得:當年雷沛鴻為了實施國民基礎教育運動, 把家里能捐的財產都捐了。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他的美國太太露絲和兒女要回美國的船票他都買不起,最后兒子奎爾頓在一艘美國郵輪上做雜工以掙船費,不幸染上病,死于日本橫濱。而太太露絲和女兒只好乘坐美國接僑的船回美國,從此天各一方。在雷沛鴻去世后,他的養子在他的枕頭下發現雷沛鴻的女兒華繡的照片。

1940年3月,正當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即將結束時, 全國國民教育會議在重慶召開,教育部對廣西的普及國民教育稱贊有加,并采納廣西國民基礎教育的經驗,在會上制定并頒布了《國民教育實施綱領》,將普及國民教育在全國推行。

由于廣西省的普及國民基礎教育運動實施后,把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和成人教育相結合,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在全省推廣,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據1941年統計,廣西省受教及在學兒童2855459人,占同齡人口的79。13%;受教成人5705848人,占同齡人口的84。5%。在舊中國,能達到這樣的水平,可謂史無前例。與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江蘇等省份相比,廣西省的兒童入學率也遙遙領先。

新桂系通過國民基礎教育,把全省人民組織起來,既發展了經濟建設, 也增強了自衛能力和戰斗力。抗戰開始前,廣西全民已經在接受教育,整體國民素質提高很快。抗戰期間,有些省份的國民黨是通過抓壯丁的方式,捆綁目不識丁的老百姓當兵的。而廣西省的老百姓基本都受過教育,有了文化,有了更深的愛國意識,他們自告奮勇去當兵。據統計,抗戰期間廣西省先后出兵30多萬人。按照人口比例,以省份人數與出兵人數比較,廣西出兵人數居全國首位,且由廣西兵有文化,英勇善戰,在作戰中更容易領會長官的意圖,為中國人民打敗日本侵略者立下了不朽戰功。

國民基礎教育運動的發動,完全是朝著民族教育體系的建立而努力。在廣西這樣窮的省份,既然能夠通過窮辦法實現教育的普及,而且,這種普及不但包括兒童,也包括成人。因此,1940年3月,在南京國民政府在重慶召開的國民會議上,宣傳推廣了廣西的國民基礎教育經驗,為了配合新縣制的推廣,會議頒布了《國民教育實施綱領》。而這一綱領基本上是采用廣西的理論和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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