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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研討

新型政黨制度效能和成因

點擊:    作者:譚汝新    編輯:何佳優    錄入日期:2018-09-07 11:38:29

    [摘要]    把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效能放到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邏輯進程中進行考察發現,它具有保障效能:立穩行遠有治,整合效能:凝智聚力有容,規約效能:協調合范有序。對其效能進行歸因分析時發現,它由三個元素構成:領導核心、多黨合作、政治協商。三個元素共同發揮功能作用所帶來的結果就是這項制度的效能。三個要素及其關系的質量越高,制度的效能就越好。內部組成要素之間的和諧關系,是其高效能產生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    新型政黨制度   效能   中國共產黨領導   多黨合作   政治協商


    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與該國家民主政治發展之邏輯關系,是評判這個政黨制度效能的基本點。本文把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效能放到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邏輯進程中進行考察,以期對其獲得具有本質性的認識和啟發。

    事物的結構決定它的功能,結構優,則功能優。要素的構成是否合理,看內核特質的關系,這是應然邏輯;功能的發揮是否有效,看實踐運行的結果,這是實然邏輯。實然與應然相符便是真實的效能。考量政黨制度之效能有兩個考察點,一是效能內涵,二是效能成因。

    一、新型政黨制度效能內涵闡釋

    我國政黨理論研究的權威專家周淑真指出:“衡量我國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的標準是:以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能否保持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能否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能否保持國家政局的穩定和社會安定團結,能否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標準。”[1]綜合這幾個“能否”,考察民主政治發展中的政黨制度,最常規也是最起碼的有三個基本視點:保障作用、功能發揮和規范約束。以此為尺度考量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效能,有三個著眼點。

   (一)保障效能:立穩行遠有治

    一項政治制度最基本的是要能夠保證國家在民主政治的軌道上立得正,行得穩,致之遠,國家得到有效治理。

    從時空關系的角度來看一項政黨制度的發展,才能真實地找到其運行的效果,才能本質性地認識其產生的效能。將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置于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時空中進行考察發現,它在社會主義正道上能夠持續平衡發展。這可以從其設計機理和實踐結果進行考察。

    從其設計機理看,其應然邏輯是保證社會穩定發展和良性運行,治理有效。

    “和合”理念是中華民族一貫的文化追求,新型政黨制度的設計正是從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中汲取這一營養,以和諧穩定作為其價值取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遵循的是和而不同原則。和諧是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內核。制度發揮的效能有利于黨際和諧,而這正是社會和諧的政治基礎。我國政黨間的這種關系,帶來的是政局穩定,社會進步和國家安寧。

    新型政黨制度的這一設計有效地避免了權力制衡的民主濫用,有效地保持了國家高度而長久的政治穩定。

    從其實踐結果看,其實然邏輯是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和抵御外來精神侵蝕。

    新型政黨制度從1949年確立至今,近七十年的發展是其運行的時間維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是其運行的空間維度。在這時空關系中,我國政治上,保持長時間穩定;經濟上,實現跨越式發展。1949年新型政黨制度的誕生與中國人民站起來相同步。此后,在中國人民富起來的過程中,它起到促進和護衛作用:為經濟高速發展提供制度動力,為社會和諧穩定發揮保駕護航功能。“文革”十年,經濟遭受破壞,瀕臨崩潰;社會動蕩,政治不穩定。這正好從反面證明:制度遭受破壞,保障效能無法實現。如今,在中國人民強起來的新的起始之點上,新型政黨制度將會為其筑牢穩固的政治根基,發揮制度的保障效能。

    綜合上述,新型政黨制度的第一個效能是保障效能,它保證國家發展方向正確,保證人民能走在正道上,站得直,走得穩,保證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穩定,維護政治體系的穩固。

   (二)整合效能:凝智聚力有容

    新型政黨制度的第二個效能是:匯聚多元力量,集合各種智慧,致力于共同事業。

    事物之可行,既要合規律性又要合目的性。規律是客觀的,目的是主觀。目的符合規律,主觀符合客觀,才行得通。以此為考察事物之遵循,我們發現,新型政黨制度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具有“凝智聚力有容”的整合效能。

    理論上,“多黨合作”的原理就是整合力量。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設計的初衷是實現政治整合和社會整合。新型政黨制度表現在國家政治格局上就是多元一體:各政黨相互包容、互相接納,相融相生;多而不斥、多而不爭。這帶來的是集思廣益,整合中國政治資源,凝聚共識、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這正如臧杰斌所言:“新型政黨制度在制度設計上的科學性,有助于避免放大政黨分歧、不斷增進政治共識、有效化解改革發展中各種矛盾、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多黨合作能夠滿足中國各政黨所代表和聯系的社會階層及群體的利益要求,能夠為中國政治向更高層次發展提供堅實基礎。

    實踐上,新型政黨制度產生強大政治吸納功能。

    近七十年的時間,在聚集力量方面,新型政黨制度的運行,調動了人民群眾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合作產生合力。近七十年來,多黨合作使執政黨執政的政治基礎和國家權力的社會基礎得到擴大和鞏固。我們國際國內“朋友圈”的半徑不斷伸長。

    在凝聚智慧方面,制度的運行,集中了各政黨多元共治的智慧力量,多黨合作充滿生機活力。僅僅是十八大以來這幾年,多黨合作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作用顯著,“各民主黨派中央緊扣黨和國家中心工作,聚焦‘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大力振興和提升實體經濟’等‘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深入考察調研,利用專題協商座談會、書面建議‘直通車’等形式,積極建言獻策。”[3]

    綜合上述,新型政黨制度的第二個效能是整合效能,它有效匯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建設所需要的力量和智慧。也“能將各階級、各階層多元化利益訴求統合凝聚于增長共識,最終實現國家統一有效的戰略治理。”[4]

   (三)規約效能:協調合范有序

    道格拉斯·諾斯說:“制度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地說,它們是決定人們的相互關系的系列約束。”[5]新型政黨制度功能的發揮,約束了人們的行為和確保合理的行為預期。這是它的第三個效能:促進社會中各種關系協調合范有序。

    從學理分析的應然預期看,政治協商可使社會協調有序發展。

    新型政黨制度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意見整合,推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這本身就是一種規范有序的活動,而協商又將各種社會力量有序地納入體制內,拓寬和暢通民意表達渠道,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這帶來的是更加真實、更加廣泛的民主。習近平闡述新型政黨制度同舊式政黨制度的區別時就揭示了新型政黨制度的這一效能: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6]。“社會撕裂”的反面就是規范有序。

    從社會角度分析,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是衡量社會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標尺,也是考量政黨與社會互動有效性的標志。[7]政治協商是各政黨及其代表的群體之間的協商,這就體現了政治參與的廣度。同時,從協商到形成共識,其過程程序又體現了政治參與的深度。

    從運行結果的實然情況看,政治協商推動中國民主政治健康蓬勃發展。

    在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中,政治協商最早用于協商建國,之后在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中,需要形成共識時,新型政黨制度都提供了協商機制。新型政黨制度誕生至今,民主的最基本的實現方式就是協商。有效真實的協商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動力。在此動力推動下,民主政治健康蓬勃發展。僅“從2012年11月—2014年5月底,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委托中央統戰部召開黨外人士民主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共33次,內容廣泛涉及中共中央委員會重要文件、國家領導人的建議人選、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決定、關系國家全局發展的重大問題等。”[8]以廣泛、多元、多層的協商方式來實現民眾的參與要求,擴大制度參與的空間,其帶來的定然是良好的社會秩序:協調合范有序。

    從我國民主政治發展中我們看到的是:協商將社會管理逐步納入理性、有序、協商式的制度化軌道,使社會協調、協同發展:社會行為進一步規范,社會矛盾逐步得到化解。社會中人們形成了“按規則行事”的有序思維和“按程序處事”的有序行為。

    綜合上述,新型政黨制度的第三個效能是規約效能,它帶來的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態呈現出協調合范有序的景象,體現出對社會的善治。

    二、新型政黨制度效能成因分析

    制度效能反映著制度構成要素關系及其質量的變化,是制度要素功能發揮程度的函數值。考察新型政黨制度的效能不能脫離它的內核特質,必須基于其本質的內涵和價值取向進行考量。新型政黨制度的效能不是無本之木,不是無源之水。其本源就在于其構成要素關系的質量。當對其效能進行歸因分析時發現,構成新型政黨制度要素所蘊含的文化基因潛在而深層次地發揮了作用。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真實完整而規范的表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一個概念,它由三個元素構成:領導核心、多黨合作、政治協商。三個元素共同發揮功能作用所帶來的結果就是這項制度的效能。三個要素及其關系的質量越高,制度的效能就越好。內部組成要素之間的和諧關系,是其高效能產生的重要原因。

   (一)“領導核心”要素功能的發揮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前提。不能脫離這個前提去孤立地理解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不在這個前提下談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毫無意義。

    “領導核心”是統攝,是前提,管方向。“領導”表達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新型政黨制度中的政治作用。有共產黨領導,這個制度就有了靈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方向的正確性及合作和協商運作的科學性,進而使制度在運行中對國家治理產生了保障效能。

    領導核心以其遠見卓識,總是能夠站在時代思想的制高點上掌好制度之舵,使社會主義之船總是能夠在正確的航道里行駛。

    中共領導保證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方向的正確性和運行的科學性,因而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社會內耗,促進社會持續穩定和諧發展。

   (二)“多黨合作”要素功能的發揮

    “合作”是一個表示事物關系的范疇。“合作”,就是聯合在一起為某一事業而作。“多黨合作”,就是整合各政黨及其所代表群體之力量,聯合在一起為中國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而奮斗。合作體現在:既有共同目標,又各自分工,強調同心同德。多黨合作是從中華民族傳統優秀文化中汲取養分的。“和合”文化在處理各種關系中,成為一種被古今中國人遵循的處世原則。多黨合作成為新型政黨制度的價值取向,正是基于“和合”的理念,并出于多黨存在的事實和民主革命時期合作歷史的考慮。

    “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民主實質之兩翼。二者共同完整地揭示中國政黨制度的內在特征與運行狀況。

    “多黨合作”這一翼首先表明:在當代中國大陸存在著多個政黨,即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其次表明:政黨之間是一種通力合作的友黨關系,而非如一般多黨制存在的對立、競爭和對抗關系。“合作”表征這種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是理性的。

    多黨合作把社會各種力量凝聚到國家各項建設當中,多元力量共同推動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因此,多黨合作要素功能的發揮,能夠為國家建設和民主成長提供新的資源與新的空間,它帶來的效能是凝心聚力集智。

   (三)“政治協商”要素功能的發揮

    作為新型政黨制度的民主實質之另一翼,政治協商體現的是更加真實、更加廣泛的民主。它是在不同觀點的表達中尋求認識的“最大公約數”。

    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優秀政治文化是我國協商民主的重要來源之一。“導民使言”(《國語·周語上》)是古人的治國方略,“和而不同”(《論語·子路》)是其遵循的原則。經過實踐,古人形成了“謀及庶人”(《尚書·洪范》)的治國理政之政治經驗。新型政黨制度正是從此中汲取政治文化營養。

    政治協商通過各種渠道來吸收民意、反映民情,并最大限度地從制度上實現公民的自治和參與。新型政黨制度在這一要素上所體現的民主,是一種更加真實、更加廣泛、更加有效能的民主。

    在處理復雜社會問題中,協商民主具有協同功能。“政治協商”的協同功能之發揮,可以將社會管理逐步納入理性、有序、協商式的制度化軌道,從制度上謀求社會協同。可以通過協商方式尋找市場、社會、政府之間的平衡點,通過三者之平衡達到社會協同。近七十年的實踐充分證明,政治協商適合中國的政治氣候和社會土壤。它在我國的實踐,形成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的民主形態,對推動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政治貢獻。它帶來的效能就是各種關系協調合范有序。

   (四)三要素和諧關系發揮的整體功能

    新型政黨制度,可以概括為“有核心的多元共治”。“中國共產黨領導”表核心,“多黨合作”表“多元”,“政治協商”表共治。考察新型政黨制度的效能,必須深刻把握三者之邏輯關聯,緊扣“核心”、“多元”和“共治”去深掘悟透。中國國家有凝聚力、穩定而不亂,靠的是核心發揮作用;中華民族充滿生機活力,是多元共治的生動表現;中國社會協調合范有序,是多元共治帶來的結果。

    新型政黨制度構成要素,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關聯的有機整體,三個元素發揮功能作用絕不是孤立,而是互相聯系,共同發揮的。中共領導是方向正確和運作科學的保證,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是這個制度民主本質的具體體現,是制度功能發揮的具體操作方式。運作上,中共領導、多黨合作、政治協商三大實質性內因共同作用產生整體效應就帶來了高效能。“領導核心”保證了這個制度和這個制度下國家發展治而不亂;“多黨合作”使這個制度下的國家出現團結和諧的政治局面;“政治協商”帶來的是這個制度下的國家生機勃勃的社會景象。

    在新型政黨制度下,“這種核心一元與結構多元的特點,既保證了各政黨、各階層及其他社會群體充分表達利益訴求和進行有序政治參與,又保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和對國家的有效治理,從而使政黨制度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和聚合力,具有超強的穩定性。”[9]這正應了系統論的“整體性原理”:“任何系統的功能,等于各部分功能的總和,加上各部分相互聯系形成結構產生的功能。”[10]


參考文獻

[1] 周淑真.當代中國政黨制度的新發展[J].學習時報,第282期.

[2] 臧杰斌.牢牢把握新型政黨制度的科學內涵和時代要求[N].福建日報,2018-07-31(09版).

[3] 韓金偉.多黨合作制度效能不斷提升[OL].團結報團結網,2017-09-26.

[4] 汪波.西方政黨政治與超政黨體制:比較與競爭 ——兼論中國政黨制度生命力[J].社會主義研究,2014年第20146期.

[5] 道格拉斯·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

[6] 馬云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政治優勢[N].光明日報,2018-08-14.

[7] 楊愛珍.政黨協商: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析說[J].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6年02期.

[8] 同文.“數說”統戰看變化——十八大以來我國統一戰線工作剪影[N].人民日報,2014–06–26(20).

[9]孫信.多黨合作制度是我國政治格局穩定的重要制度保證[OL].光明網-理論頻道,2015-06-10.

[10] 李秉德.教育科學研究方法[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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